这是一场权力所塑造的人祸。许倬云先生说：“三百年来，淮北百姓生活艰难，一字一句， 令人悲恻”。作者直言：“讲淮北真话，连鬼都不容！”对于淮北，外地人觉得没什么可说，本地人又不知该说什么。我是淮北人。说到伤心处，荒唐愈可悲。嘉庆年间治河时，被废弃的后沭河从我生长的村中间穿过。村西是范围曾各达数百平方公里的桑墟湖和青伊湖，村子因此被称为 “湖东口”，村西南是民国年间著名的匪窟司家荡，村东是同样曾达数百平方公里的硕项湖。紧挨村南的是古泊善后河，这条河即是古涟水，与盐河相交，经埒子口入海。村北稍远处是蔷薇河（后沭河），由临洪口入海。村子向西南约10公里是宽达数华里的新沂河。源于洪泽湖的灌溉河水从村西旁经过，我经常直接从河中掬水而饮。由于灶柴太珍贵，我没有留下小时候喝过开水的记忆。那时的歌谣豪情万丈地高唱：“端起淮河当水瓢，凑近太阳点袋烟。”可能是不少人家与我家一样直接喝河水，连火柴都舍不得用。春天到来时，万木葱郁。每当我想到这个季节，总有些苦涩和无奈：在明媚的阳光下，早已饥肠辘辘的我，腿肚像灌满了铅， 无精打采，但还得与哥哥一起用平板车去拉黄泥。这种泥是当年泛滥的黄水从黄土高原带来的，不适合五谷生长，只能作填坑盖房之用。掺满番薯野菜的玉米糊，我一吃就是几大碗，只是太不抵饿。在学校，一般上完两节课后，我会饿得直冒冷汗。但当老师讲到周扒皮半夜鸡叫苛待高玉宝、美国资本家把鲜牛奶倒掉、刘文彩家的收租院大斗收租、阿里山的小姑娘还遭受着皮鞭的毒打时……我便从心底喷涌出成长于新社会的幸福感、生长在红旗下的自豪感以及解放全人类的使命感。上午第三节课一般是不上的，我要乘生产队看青老人回家吃中饭的时机，到“湖”（村民们都把田称为“湖”）里去打猪草。那时，人是可以饿肚子的，但猪不能。因此，我很小就领会了苏格拉底的断言：做猪比做人幸福。夏天雨季时，“湖”中莽莽苍苍，大片大片的庄稼只有梢部露出水面；房前屋后的小河早已满溢，很多人家开始进水，脸盆、 水瓢之类被用来戽水；地势较高的邻村还在向我们这边放水，大人们出动了，说理、争吵、对骂，甚至殴斗。只有大雨天，我辈才毋须打猪菜、割柴禾，可以做老师布置的作业，到河中摸鱼。云霁日出，水退的“湖”中白茫茫一片，稍低处就成了盐碱滩。除了些不知名的耐碱植物，这些碱滩光平如砥。经常捡些废单据当作业本的我，视这里为涂鸦的好场所，我很小就把作品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夏夜总是太短。除了新婚燕尔的小两口和大姑娘，人们很少睡到房矮窗小、闷如蒸笼的屋子里，而是在路边纳凉、过夜，偶尔发出呼噜声和一两下拍打蚊虫的声音。我辈男孩多拿条席子和被单，到生产队的打谷场上过夜，那里平坦宽旷，蚊虫较少。鸡鸣二次，我强睁开眼，卷起芦席，半梦半醒地往家赶，帮母亲推磨。在富裕家庭，推磨是蒙着眼睛的驴干的活。我的其他兄弟都说推磨头晕，他们在分派到此活时，一致夸我的磨推得好，这是我的唯一能获得他们认可的优点。一大盆掺着玉米、番薯的杂粮磨完，天刚放亮，我要乘看青人尚未下“湖”，把猪草割回。吃完早饭再下“湖”割杂草，作灶柴。与看青人斗，我总能正确地运用游击战的方略。我常恨自己生得太晚，否则定能像电影中的小英雄一样去消灭反动派。秋天到来时，白杨树脱光了绿叶，青青的小麦稀疏地分布在田中。时常可见片片田土光光秃秃，黄里泛白。妇女衣衫褴褛，孩子赤脚露背，人人肩筐提篓捡拾秸秆的根部，或是寻找野菜。只有秋天，家中才能吃上几餐面饼和米饭，这是我赞成“秋日胜春朝”的主要理由。夏日里泛滥的小河，水流已然消退，碧澄见底。叶尽枝枯的白杨树上传来一两声寒鸦的聒噪，给人心头增添了许多凄凉和失落。风雪交加的冬天，生产队密不透风的牛屋中，干牛粪燃着呛人的烟尘，大人小孩济济一屋，听某位常去书场的村民转述说书人讲唱过的故事。在这里，人们为自己享受到牛的温暖而倍感满足。那些住在生产队牛屋里的“城里人”是令人羡慕的，他们可以随意使用生产队的草料，而且干的是农村最轻的活。这些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城里人，与贫下中农倒是没有什么接触，与村里鸡狗的交流似乎更多。乡亲们最盼望的事就是牛病了或是死了，大家整夜守在煮牛肉的土灶旁，富裕的家庭买些添斤加两的热牛肉，我家也可以舀上一盆免费的牛肉汤。晚上，公社的礼堂出演宣传队的节目。内容通常是地主搞破坏，最后被民兵或红小兵抓获。尽管我那时是看青人黑名单上的严打对象，但每次到生产队的田中割草，都要紧握镰刀警惕地搜寻一番，看有没有坏分子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农业学大寨”期间，即使深更半夜，大队的喇叭也震天动地，传达着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或是县里派来的工作组把村民们从暖被窝中喝斥起来，在漆黑的霜幕下，去冰河里罱淤泥。“男孩子不吃十年闲饭”，是长辈的教诲，意为男孩至多到10岁，就得承担家务劳动。在我的家中，父亲没完没了地生病，姐姐、哥哥过早地承担了成年人的辛劳和责任，却挣不到整工分。每年秋收分配， 我家都是“透支户”，分不到几斤粮食。邻家的家长，均是生产队的干部或壮劳力，在大袋大袋地扛回用汗水换回的收获物和光荣的同时，有着充分的自信和理由对我们这样的落后家庭不屑一顾。我到7岁就吃不到“闲饭”了。那一年，父亲被烧成重伤，我从此结束了童年。在此后的七八年里，在家中打猪菜、捡灶柴，为生产队割牛草、干各种各样的重农活，似乎是我生活的主题。而像放牛、喂猪、开机器之类的轻农活是绝不会轮到我的。记忆中获得的唯一一次照顾是12岁时替全生产队社员做饭，我先要挑着两只齐胸高的大水桶，到1.5公里外的农机站挑井水，再到生产队的打谷场上去挑草。至于老师布置的背诵课文的任务，有时是在上学路上完成的。即使这样，孩子们没有任何地位。在我家中，每餐饭食中的干稠部分，是父亲的专享。鸡蛋、水果、点心之类，只有最小的弟弟能从父亲那里分享一点点。其他人家的情况差堪相似。邻家一位四五岁女孩因丢失了一元钱，被父母用藤条打得皮开肉绽。忆及此事，至今犹感心悸。后来读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我深深地担心砸缸者的安危——要是我救下一个人，砸了人家的缸，当邻居上门索缸时，我估计自己会被父亲打死。毕竟，一口缸的代价是一个强劳力半年的所得。而死个孩子，“拖去给狗吃”是常规的处置方式，已经成为村民们训斥孩子的口头禅。村中的母亲们，只要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要咒骂孩子。生婆婆的气时，一般把孩子的祖宗数十代挨个骂一遍；与丈夫生气，则把孩子骂成是“讨债鬼”，数落着自己含辛茹苦的件件往事，希望孩子早点死；与邻居斗气，邻家有跛子就骂孩子的腿，有瞎子就骂孩子的眼睛；与小姑子斗气，就骂孩子是野种、长大是野男人……反正村子里经常骂声不断，搞不清谁挨骂或是谁不挨骂。在我后来发表研究淮北的文章招致无数谩骂和辱骂时，我才意识到当年村中的骂人者是为我好，从小就在我身上植入了抗骂基因。每年家中总有一段时间断顿。母亲与一位远房祖母做炒牌（一种烤饼）卖，她们把小麦磨成85%的细白面粉、10%的粗黑粉、5% 的麸皮。细白面粉是做炒牌卖给别人吃的，粗黑粉与麸皮就是利润，留下供家人食用。她们要躲着市管会（工商所的前身）的“干部”，否则，炒牌会被没收。她们还要躲着国营和集体饭店的师傅，因为她们的炒牌又白又热乎，严重地影响了饭店的生意，饭店的师傅常把她们的摊子踹翻。由于干部们说做生意就是投机倒把，必须打击，每次看到母亲去卖炒牌，我在同学面前就有抬不起头的感觉。学期末，被评为“三好生”时，我总是万分纠结要不要大义灭亲，向大队或老师举报母亲的“投机倒把”行为。盼望过节，盼望外公。盼来节日，可以吃顿肉。猪肉白米饭是节日庆典的全部，是忍受一两个月饥饿的煎熬和馋虫的噬咬才等来的。盼来外公，可以吃几天粗粮饱饭。外公和外婆家均曾是东海南部地区的富户。民国年间，由于土匪的绑票，家道已开始中落，到1949年后，家中土地全部被没收。外公做过私塾先生，人品学问深受当地人的推重，土地改革时因此没有受到虐待。外公与外婆共生育6个孩子，因跑反、疾病等，仅我母亲一人存活下来。而我外婆的父亲是当地的名医。外公有时荷着担子，有时推着车子，不断把吃糠咽菜省下的玉米、小麦等口粮送到我家。那时，父亲患有严重的肾病，曾被淮阴专区医院诊断为不治。外公不嫌不弃，用中药为父亲治疗。为了配齐药方，经常携带一些冷煎饼，步行数百里，前往海州、淮阴等地购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他的治疗下，父亲终于战胜沉疴。我很向往到外公家去。他的家，黄土筑墙茅盖顶，门前一棵紫荆花。尽管房子很小，但总予人一尘不染之感。院子里种满许多花木，印象最深的是紫荆和葡萄，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果树。在他在世时，我共去过两次。不过，那时白面馒头比鲜花对我的诱惑更大。在他家中，无须干任何农活，却可以吃上饱饭，他还教我四书五经、千家诗，给我讲诗词韵律等。那时，我从不关心两位老人的钱、粮从何而来，只关心自己能吃饱。宣传队、学校老师、大道小路边的大喇叭、每家屋檐下的小广播日夜宣传，村中到处是鼓舞人心的标语。我当时坚信，我们不久就会像大寨或是江南那样，每天能吃上一顿饱饭。县里派下的工作组斗志昂扬、立场坚定地下令把即将成熟的小麦翻作绿肥，用来种稻子，以“赶江南”。结果，被水浸泡的小麦发了芽，平整稻田时重新翻上来的麦秸堆积如山，麦子毁了，稻子却也无法种植。那一年，一个劳动日折合4分钱人民币，一个壮劳力即使干上300天，也只能挣12元钱。秋收分配时，整劳力分得的口粮为9斤。到冬季，有的乡亲开始了讨饭。经常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意外死亡者均被葬在村西南的一块田地中。据说这些屈死的鬼魂是不能进入阴曹地府的，他们会把怨恨发泄到活人的身上。有几位在这里干活的妇女被鬼“祟”了，发病时竟然讲着她们平时根本不会讲的山东话或是别处方言。村中的漂亮姑娘一个个嫁到了外地。后来知道，她们有的嫁给 了河南的矿工，有的嫁给了城中的瞎子，有的嫁给了吃国家粮（城 镇户口）的傻子，有的嫁给了国营农场的二流子……这深深地教育了我！比这么多年所有思想政治老师加在一起对我的教育效果要好得多：要想娶漂亮姑娘，必须把自己的农村户口变为城镇户口。这也是我后来认真学习、并能考上录取率仅有4%的“一本”的原因。我成了村中第一位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大学教授。乡邻和亲友对我寄予了无数的厚望。他们的车子被交警处罚、 邻里发生冲突、孩子想转学、去派出所改名、在省城缺路费、想买真文凭、与别人打官司、写不出论文、想进南大读书、与乡镇政府有纠葛、就业找工作、盖房子缺钱、做生意缺钱、娶亲缺钱……都会找我帮忙。所有需要我帮忙的事，概括起来只有两条，一是要钱，一是要关系，而我平时最缺的就是这两样东西，只能让他们一次次地失望而归。我成了村中无能者的代名词，成了读书无用论的活典范。许多在外见过世面的人，回家绘声绘色地描述外面的精彩世界，引来许许多多的崇拜者，亲友们争相宴请，以之为荣。就是刑满归来者，也可自豪地给村民们带回大量的奇闻异事，让乡亲们伸长了脖子，缩不回舌头。一些原来对我抱有巨大希望的亲友，把我视为骗子、忘恩负义、狼心狗肺之徒；有人还编出各种各样的流言以泄愤。在村中， 他们无数遍在我父母面前把我与某位在县城当交警、在某局开车的能人作对比，以彰显我的低能和呆蠢。我绝非能人。在村中的能人们为大家带来许多实惠之时，我自然无力、也不敢奢想望其项背。只想做一件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这当然是不能为任何村民带来实际利益的虚事。于是，最近二十五年里，我始终把淮北作为研究对象，多次勒紧腰带，独自一人，深入僻乡偏壤，做田野调查，搜集各种各样的资料和数据。在某乡村， 我曾无缘无故地遭半村人围殴。后来某位在该地当领导的老乡告诉 我，他们那个局的“每个处长都被揍过”，我终于明白原来我也曾享受过处长级待遇。我发表淮北人在江南的小文章，有些仅看了标题和提要的淮北网友，随即展开了谩骂，认为我贬低了淮北人的形象。我的关于淮北初夜权问题的文章发表后，似乎大江南北自认为学识宏富的网友多加入了骂阵，且不断地推出“谩骂升级版”：辱骂、构诬、编造 流言、无厘头的“商榷”，甚至有人热血沸腾、壮怀激烈地扬言要除掉我这个苏北败类！我在某个学术论坛发表对淮北女性节烈的看法后，当晚竟梦见自己被一胖女鬼翻山越岭、跨海渡江地整整追杀了一夜，到了早晨尚疲惫不堪，冷汗未干。这似乎告诉我：讲淮北真话，连鬼都不容！
子夜以手扪胸，我怎敢否认，以前的“研究成果”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水分”。但我对淮北的研究，绝不是为了增加某项指标或 “成果”，而是实实在在地说着自己内心认为必须要说的话，绝不说自己内心不想说的话。即将呈奉给读者的，就是我十多年研究的些许收获。不奢望不挨骂，惟愿这一地域能引起真正的方家的关注。若能如此，无论怎样罪我、骂我，我均感欣慰。本文为马俊亚《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一书的后记。这本书是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经典著作，许倬云先生说，读此书，“三百年来，淮北百姓生活艰难，一字一句， 令人悲恻”。作者笔下的“淮北”在唐宋时代可是“鱼米之乡”，为何会演变为今天的“穷乡僻壤”？这是一个令域外人懵懂、本地人不忍的追问的问题，背后的真相，往往被“贫穷”“愚昧”“穷山恶水出刁民”之类的地域刻板印象所掩盖。许多人都从种种角度考察过这一生态变化的前因后果。但是真能如《被牺牲的“局部”》一样，以绵密证据，找出元凶的著作极为罕见：◎从权力所塑造的人祸中，揭示政府行为和官僚意志对底层社会的影响作者马俊亚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和多年来所做的田野调查，着重考察淮北地区人类活动，特别是政府行为和官僚意志怎样影响了淮北社会生态的变迁。分别从漕运、盐业、农业、民生等面描述了淮北社会在政府基于政治权力的实际运作下，如何从唐宋时代的鱼米之乡演变为后来的穷乡瘠壤。为了政权不惜工本，以致引发生态巨变者，比比皆是。《被牺牲的“局部”》书写的淮北极具代表性，让读者从“局部”中看见300年来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可谓“以小见大”。正如作者所说：世界上没有哪条大河像淮河那样，被一条更大的河流蹂躏了近千年，最后竟被拦腰截去了整个下游；中国没有那个地方像淮北那样，被最高决策者作为“局部利益”，为顾全“大局”而牺牲了数百年；历史上没有哪个群体像淮北人那样，从慷慨悲歌、问鼎逐鹿的社稷栋梁，沦为被人贬讥为啙窳偷生、“泼妇刁民”之辈！本书论证了清至民国前期，政府在“顾全大局”的政治思维下所制定的政策，对淮北地区的造成了那些巨大的、破坏性的影响。它书写的是1949年之前的历史，却让我们可以看到，1949年之后的那场悲剧，其实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总之，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区域社会史佳作，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今次作者全面修订，在以往的基础上又多加考证、爬疏，使所用材料更加准确与丰富。宜提早入手珍藏。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解剖中国社会”十书）：来源 | 本文为马俊亚《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修订版）》（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2月）一书的后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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